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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锻造绞线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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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应用领域:经编机配件

关于高考的励志句子优势:
法兰:
——  “鲜活的年轻生命就这样没了,可恶的火魔。”4月2日清晨5点整,一名牺牲消防员的母亲在朋友圈这样写道。她的儿子丁振军出生于1997年4月,二十出头的年纪在凉山森林消防支队中排不上老幺:四川木里县森林大火30名扑火英雄名单显示,牺牲消防指战员中还有2位“00后”。 3月30日18时许,四川省凉山州木里县雅砻江镇立尔村地区发生森林火灾。3月31日下午,扑火人员在转场途中,受瞬间风力突变影响,突遇山火爆燃,27名森林消防队员和3名地方干部群众牺牲。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消息,27名凉山州森林消防支队指战员中,有干部4人、消防员23人;汉族22人、满族1人、黎族1人、彝族2人、畲族1人;1980年后出生1人,1990年后出生24人,2000年后出生2人,年龄最小为2000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9人(含预备党员1人),共青团员11人,青年7人。澎湃新闻统计,这些森林消防指战员的平均年龄只有23岁。其中年龄最大的是凉山支队西昌大队政治教导员赵万昆,出生于1980年12月,不满39周岁。年龄最小的是凉山支队西昌大队消防员王佛军,离19岁生日还差3个月。等不到的报平安牺牲的消防员中,多人因为身处异乡,只能靠着手机与家人联系。手机一端是辗转于火场的年轻小伙,另一端是等候报平安的亲人。杨瑞伦在3月30日与家人最后一通视频通话的结尾是:“马上走了,去救火了”。视频挂断后,听惯儿子救火的父亲“觉得无所谓”,直到第三天凌晨接到武装部队的电话,才知道儿子被大火吞噬。 “没想到这一次竟是有去无回。” 杨瑞伦父亲说。同样在3月30日曾和妈妈上网视频聊天的消防员康荣臻也不幸牺牲。他的姐姐康辉告诉澎湃新闻,弟弟今年20岁,2017年参军武警兵,退役后当上了消防武警官兵。康辉说,弟弟执行任务的时候从来不告诉家人,只是上山救火任务完成后会发一个朋友圈向家人报喜。另一位牺牲森林消防队员汪耀峰的母亲告诉澎湃新闻,儿子今年26岁,当消防兵6年,一直在四川凉山,3月30日刚发过短信,称刚救完一场火准备赶赴木里县救火。 “之前救完火会发短信报平安,这次没想到遇到了这种事”。她悲伤地说。缺席的退役和婚礼不同于当兵两年的小伙子,29岁的孔祥磊当森林消防员还差八个月满12年,如果不是这场火灾,今年12月底他就可以退役回家。孔祥磊的父亲称,在儿子的规划中,回家以后准备买几头牛、种点果树,希望干活养家,让父母和妹妹过上好一点的生活。参军7年的高继垲是西昌森林消防大队四中队三班班长。他的姑姑称,如果不是这场森林大火,高继垲将于明年与女友结婚。 4月1日的晚上,亲友的电话将噩耗带来,高继垲也“爽约”了和女友的婚礼。高继垲的姑姑称,得知噩耗的当晚,她翻看了侄子的微信,头像是一张黑白照片,照片里是一队穿着消防服的消防队员,他们背着背包,在夜幕下整装待发。高继垲在签名中写道,“努力让自己变得更优秀”。家属奔赴现场飞机、火车、大巴……得知噩耗后,消防员的家属从各地赶往西昌,准备处理后事。 “今天一大早村长把我们送到这里,现在在等武装部队协商购买从凯里到成都的车票。”杨瑞伦的父亲称,老家在山区、经济条件不好,路费都成问题,一家人的情绪都很不好,杨瑞伦的母亲更是濒临崩溃。 “现在女朋友跟我们在一起去见他。”孔祥磊的父亲称, 他和老伴今年54岁,身体都不太好,儿子的女朋友陪伴两人一起去见儿子最后一面。牺牲森林消防队员赵万昆的二哥称,他们是凉山州冕宁人,离西昌比较近,家属十多人都已赶到了西昌。目前,赵万昆的遗体在当地殡仪馆,家属还没有看到,要等身份比对确认、整理好遗体仪容后,家属才能去看。赵万昆二哥说,听一个已经看过遗体的家属说,被烧得厉害,已经认出不来了。
芯轴:
——  据微博@文化和旅游部 4月2日消息,日前,文化和旅游部人事司发布通知,决定组织实施2019年“金牌导游”人才培养项目和专业研究生重点研究扶持项目。通知指出,“金牌导游”人才培养项目面向一线优秀导游,遴选资助150人,支持开展导游业务研究、人才扶持、培训授课、志愿服务等活动,每人资助1万元。专业研究生重点研究扶持项目面向旅游院校相关专业的硕士或博士研究生,遴选资助100人,支持开展旅游相关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每人资助5000元。通知还指出,项目执行办公室(文化和旅游部人才中心)面向全国组织公开申报。各省(区、市)文化和旅游厅(局)按照“金牌导游”人才培养项目名额分配表,负责本地区组织“金牌导游”人才培养项目公开申报、评审、遴选“金牌导游”,经公示后报送文化和旅游部。申报人员需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一线专职导游,从事导游工作满3年且游客满意度较高,具备高级及以上导游等级或在导游职业领域做出过较为突出的成绩。申报专业研究生重点研究扶持项目的申报材料须经申报人员所在院校审核盖章并经所在省(区、市)文化和旅游厅(局)审核。申报材料由申报人员所在院校统一报送,不接受个人申报。文化和旅游部将组织专家成立评审组进行评审遴选,确定入选人员。
焊接:
——  【编者按】 近几十年,世界承平日久,乐观的人们以为,个人命运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回头看逝去的岁月,个人遭际与时代有极强的关联,个体在一定程度上并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个人命运是随时代起伏的。我们该如何面对时代?经济学是最紧扣时代脉搏的科学,主流经济学家是大时代的亲历者,他们的人生随国运起伏,同时他们用学识解释过去,设计未来。澎湃新闻推出“经济学家访谈”系列,通过讲述中国经济学家个人成长、治学故事,来解释时代的秘密,给以我们面对未来的勇气。 今天我们刊发的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口述的第二部分:现代化的路径 澎湃新闻:前面我们谈到开启中国的现代化,但现代化还没完成,接下来该怎么办? 姚洋:我们物质的现代化还没有完成,需要先完成这一步再说。从物质角度来说,我们全面实现现代化没有问题。我做过一些计算,到2035年,我们成为世界的现代化强国,到2050年我们变成高收入国家,相当于OECD国家的水平,这些都没有太大问题。问题是我们在思想层面、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能不能完成,完成的过程能不能更温和一些?对此我有疑问。可能高层认为我们物质现代化还没有完成,我们先完成物质基础再说。以农村为例。我比较跨界,对中国农村、发达国家的农村、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都有些了解。过去40年,政府做了很多工作,我们还面临收入水平有待提高的问题,某些方面还需要国家力量去解决问题。但中国过去40年对于农村扶贫,做得比别的国家好得多,中国一个穷人比印度的一个穷人要好得多。印度两极分化非常严重,有些穷人一辈子很有可能没见过一个政府官员,没有拿到政府一点好处。而中国至少村村通公路,几乎每个农民都可以享受到无线通讯,中国中等发达地区的农村,许多人家都有小汽车,这在世界上是了不起的成就,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能被抹杀。 澎湃新闻:我也来自西部农村,农村基础设施的确建得很不错了,但是我们那边农村已经没有多少青壮年,居民在大幅减少,但基建投入很大,甚至在修第二条高铁,这种投入还有必要吗? 姚洋:虽然这个过程中浪费多,但我们得向前看,我们要有合适的心态。中国体量那么大,短则6、7年,长则10年,我们肯定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的社会管理、经济管理都需要进一步现代化,还是要以开放来促进国家现代化,这是1840年以来一直在起作用的一个教训。当然1840年是列强迫使我们打开了大门,现在我们完全可以高姿态、主动地去开放。所谓的百年屈辱,我们是要铭记,但也不能一直用受害者心态对待世界。我们应该站在更高的道德高地上说“我原谅你了”。我和一个澳大利亚朋友谈起二战后盟国如何让日本赔礼道歉,他跟我说的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日本人也侵略过澳大利亚,你看那张砍我们受俘军人脑袋的照片。最后我们还是原谅它了。你们中国也应该这样。当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就选择原谅日本,我们不需要它的战争赔款。后来日本人带着赎罪感支持中国,为中国提供低息贷款30多年,直到最近几年才停止了。1980年代初,日元升值非常快,中国还债偿付能力有问题,中国就找日本谈,日本说那我们重新谈一个还款计划。日本带着这种负罪感,他觉得应该帮中国,中国是日本的文化源头。1980年代大家甚至在说中日是唇齿相依的邻邦,两国关系拔高到那个份上有点过了,但我们如果换个方式看世界,中国的朋友不就多了吗?中国应该用强者心态看世界,我是强者,就要对外开放,允许你来赚我的钱。有些价值我也可以接受,比如个人的自由、民主协商。我们不要西方的民主,西方的民主我们嫌太乱,共产党领导的这种政体,有它的优势和合理性,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个体制,中国过去40年的成就跟共产党的领导息息相关。但是我们还要往前进一步,考虑如何让社会现代化继续进行,譬如,我们在现在的基础上如何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度,如何给予普通个体更多的自由。就像有人讲的,做到老百姓有事做,企业家有钱赚,学者有话可说。经济上,有些项目能不能让民间去投资,不要政府大包大揽?农村有很多人喝不上洁净水,没有厕所,政府要不要把修高铁的钱花到这些地方?政府要想办法放宽民间投资,更加聚焦社情民生,放缓总体经济的发展速度,让个体有所发展等等。 澎湃新闻: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自由派,你跟他们相比有不同思考,这些思考的思想源头来自哪里? 姚洋:我觉得可能跟求学经历有很大关系。我博士时就读的威斯康星大学在美国是一个非常左翼的学校。在美国1960年代闹学运的时候,美国有三所大学是学生运动的大本营,它们是伯克利大学、哈佛大学,再就是威斯康星麦迪逊分校。虽然威斯康星大学这几十年衰落得很厉害,但现在依旧是很好的大学,而在当时它是公立学校里最好的大学,那时它跟哈佛齐名。在威斯康星大学读书时,我的导师上的第一节课讲马克思,我特别困惑,因为我在国内已经学够了马克思主义了,怎么到了美国还要学马克思主义?如此可见威斯康星大学的左翼色彩,我在那里受到潜移默化的左翼影响。回国之后,我研究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一开始我也认为土地应该私有化,集体所有制很别扭。但后来结合我小时候的经历一加思考,就认识到土地立即私有化恐怕不行,因为土地还有社会保障功能。1997年中国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40%外出打工的人又回到了农村,这个过程非常安静,40%的务工者来去悄无声息,为什么?因为农村有土地可以保障生活,所以在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完善的时候,还是应该坚持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当然现在我们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越来越好了,至少疾病保险已经有了,有些地方也有了养老保险,土地也不值钱了,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就非常弱了,没必要再别别扭扭地搞农村土地三权分立,这没有多大意义。所以,很难说清具体是什么因素影响了我,但求学和农村的经历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尤其农村让我知道中国有很多人的生活状态很差,需要基本的公平,社会需要基本的公平。要实现公平不能仅仅靠所谓的程序公平,经济学家中的自由派认为把程序搞对就行了,不需要关注结果平等,如果强调结果平等是有害的。这种想法有些偏颇,比如建筑工人年底拿不到工资,按照自由派经济学家朋友的想法,他们可以去打官司呀!但是,他们连法院的门朝哪开都不知道,即便知道了也不敢进去,进去了也没钱打官司。而司法是个被动的过程,你不来告,法院是不能主动上门询问有没有官司要打。所以这时候,政府有一定的作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是需要的。再譬如上访制度,我老家有人来上访,找我帮忙,我说我一书生哪帮得了你,你去打官司,他说打赢了也没用,执行不了。后来我委托熟人把他的上访信递到中央信访办,然后批转回江西省,省委书记有天看到,批到县里,就把事情解决了。为此我很矛盾,一方面觉得这不是现代社会的做法,但另一方面,它的确解决了问题。信访制度有其价值,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临时但必要的措施。所以,我很难变成一个所谓的自由派经济学家,把什么都交给市场、法律,这不太可能,我们需要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均贫富的冲动 澎湃新闻:最近我看到做衣服的机械手臂开始成熟,完全自动化的机器做一件T恤的速度非常快。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失业率会变高,这时候如何保证结果公平? 姚洋:现在好在劳动力还没有贵到那种程度,要是再贵一点工厂就全部都用机器了。我看过一个鞋厂,鞋厂老板说生产线上还剩几个工人,如果机器稍微调整一下又可以替代掉两个工人,没这样做是因为工人的工资还没有高到那种程度。 澎湃新闻:可能是因为设备还不太智能,技术进步无边界,机器成本可以继续降低的。 姚洋:对,我也觉得这是个大问题。虽然我们的失业率数据一直是4%、5%,但农村里闲着的人很多。我上次回农村,一堆青壮年没事干,都在打零工,一旦失业就回家待一段时间,等到熟人介绍工作再出来。估计这些人没被统计进失业率里,所以未来这个的的确确是个大问题。提高教育水平,当然可能让一部分人就业,但不能寄托太多希望。有些人说工业革命不都在替代人工吗,新的岗位还会创造出来。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是把人的工作从根源上取消掉了。有些国家在考虑基本收入,给每个人一笔保证基本生活的钱,你爱啥干啥去。我觉得这不是个办法,人会被摧毁的,人要有获得感、成就感,他一点成就感都没有,天天傻吃傻喝,不垮掉了吗?他肯定会沾上好吃懒做的坏毛病,譬如赌博。这个问题我觉得国家重视不够,我感觉短则十年之内,长则二十年之内,失业会是个大问题。 澎湃新闻:对于贫富差距,现在出现了用激进方式实现结果公平的声音,估计农村底层肯定对此有比较现实的诉求。 姚洋:对,我们40年的经济建设搞到今天,是时候重新思考农村问题了。以前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但是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农村人口还有那么多,按照统计还有40%的人住在农村,那就有4、5亿人住在农村,当然有一些是在发达农村,可是,那些比较贫困的人怎么办?乡村振兴怎样去振兴?我们继续在农村搞经济建设的方向还是没有转变。任何有农村经验的人都知道农业是不赚钱的,所有的农民都想变成非农民。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对农村有浪漫的遐想,认为农村保持生态,农民就该种地。凭什么农民就该种地?农民也想要过上好的生活。所以我认为解决农村问题的方法有两点。第一是开放城市。我们还得允许农民进城。户口制度要放开,让一部分农民永久离开农村,农村消亡绝不可惜,在农村生活的人绝对不可惜这种消亡。第二点,集中空心村。我估计,城市化到最后,至少还有30%以上的人依然居住在农村。政府可以将空心村集中起来建设成小镇,农民自己出一些钱,国家补贴一部分钱,集中建房。也不一定建楼房,可以建独栋的,但是要集中起来。这样不仅节约了土地,空心村庄也没了,腾出土地,也能让农民享受现代化的好处,抽水马桶、自来水、煤气这些都能装上,这个工作政府一定得做,否则农民的生活水平上不去,哪怕农民的收入水平提高了,生活水平还是提高不了。其实上层已经有这个意识了,把农业部变成了农业农村部,就是个很重要的改变。 澎湃新闻:中性政府是你经常提的一个概念,它是什么样的? 姚洋: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通过国际比较,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或者中国政府比较中性。在别的国家,政府都是有利益偏向的,政府首先服务于利益集团,它会被利益集团左右。这样的例子很多。而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全体老百姓,它能一碗水端平,不会偏向某一个群体。有些人就误解我,以为我说的中性政府是好人政府。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政府不偏向某一利益集团。现在的反腐就证明了这一点。曾经在1980年代、1990年代,政府对农村的支持不够,2003年之后政府把这个改回来了,国家在农村建立社保体制。所以,从长期来看,从全局来看,中国政府相当中性,它有利于经济增长,破除垄断壁垒。如果政府因为某一部分人的支持而存在,那个集团肯定要得很多好处,这个好处就是垄断。很多发展中国家是这样的,比如马来西亚的电信、银行都是垄断的,需要政府颁发牌照才能做,拿到牌照的人有强烈的自保意愿,其他人无法进入这个行业。我就问他们,移动支付在马来西亚能推广吗?他们说推广不了,因为它对电信、银行,冲击太大,根本做不了。这就是利益集团在左右政府。如果中国政府不是中立的,就不可能有微信支付。 澎湃新闻:是不是因为传统行业无法看到移动支付的机会,如果它能看到,肯定要自己做? 姚洋: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意愿强烈的利益集团。国家确实没有发现网络支付的商机,国家对网络银行的限制还是很大的——它们的资本金不能太大,所以新旧之间还在博弈。有一段时间腾讯、阿里要出银行卡、信用卡,如果它们出了信用卡,那银行肯定要死掉,最后国家没有批准,这说明两方还在博弈。所有国家都有新旧博弈,中国肯定也有这种博弈,但是政府并没有完全偏向一方,我们的互联网支付还是全世界最领先的。所以我是从比较的角度来说,中国政府是一个中性政府,它对长期的经济增长起了很大作用。解开死循环 澎湃新闻:最近国内国外都在提结构性改革,大家提的内容一样吗? 姚洋:我觉得这是更有指向性的说法,其实就是改革,所有改革都是结构性改革。可能具体内容不太一样,我们说的结构性改革主要是比例,各个部门比例结构的调整,还有一些计划经济的味道。美国人强调的是管理调整、利益调整,他们更多的是指国企和其他企业之间利益的调整。 澎湃新闻:说到国企,最近关于去杠杆,你为什么提出要先进行国企改革? 姚洋:我们的杠杆率高主要还是国企杠杆率高,国企占了我国存量杠杆的60%以上,所以国企去杠杆是第一位的,国企的杠杆率比民企还高。即便去年去杠杆的力度很大,但国企的总体杠杆率还很高。民企的杠杆率在上升,主要是因为它们的资产在流失。所以,国企改革和去杠杆并不矛盾,甚至有种可能——只有国企改革,杠杆率才能长期地下降。 澎湃新闻:去杠杆和股市走高有什么关联? 姚洋:一方面央行有很多动作,货币政策更加宽松;另一方面,财政发力,1、2月份中央提前下拨的中央转移支付和专项债等,这几个叠加起来有好几万亿。所以,我觉得节后稳杠杆的效果更明显,因为地方政府有钱了,可以把一些工程继续干下去。央行增加流动性的方向是对的,但问题是传导机制还不健全,央行发行的货币没有全部到达实体经济,许多还在空转。消化这些钱就需要买一些短期的产品,这样有一些货币可能转到股市里,然后行情就会好一些。 澎湃新闻:地方政府推动的很多工程是收益非常差的项目,如果政府缺钱,项目进行不下去,政府会欠企业的钱,杠杆下不来。如果政府有钱,还是去推垃圾项目。这个死循环怎么解决? 姚洋:政府投资工程是个临时性的措施,但是我们要把目前这关过去。然后,我们必须开始改革。地方政府融资必须要有长效机制,但目前这种临时性措施还得做,但不能经常这么做。我希望政府把这轮做完后,就认真讨论地方政府融资的问题,出台新的机制。我的建议是一刀切,把政府直接管理的商业性的融资全部禁止,项目一事一议,让企业拿着项目自己到市场去融资。允许的融资只有两种,一个是国债,另一个是到市场发债,能发出来就做,发不出去别做。其他融资手段一律禁止,不然永远是死循环,一波接一波的死循环。 澎湃新闻:我们有好多库存越去越多的教训,你说的“这轮”的下限怎么划? 姚洋:这轮就是让经济回到正轨,然后赶紧实行地方政府融资的改革。 澎湃新闻:我们这次不就因为去杠杆,反而让杠杆更高了吗? 姚洋:不一定要去杠杆,地方政府还可以有杠杆,但杠杆来源要透明,现在的杠杆来源太不透明。你知道你们武威(甘肃省武威市)负债多少吗?没人知道,大家都在瞎猜。如果杠杆透明就知道负债多少,方便市场给它定价,如果地方负债太多,人大就可以否决融资提案。 澎湃新闻:地方人大能起到这种作用吗? 姚洋:能起到,时间长了就能起到这种作用。而且现在必须走这一步,按照规矩现在是让常委们投票。我觉得常委们投票不解决问题,要健全全体人大代表投票机制,每年年初政府向人大报告财政支出的盘子有多大,给人大解释要干什么,然后人大代表来审核。人大代表代表的是人民自身的利益,负债率太高会对代表自身利益有影响,因此大人会否决不合理的融资。 澎湃新闻:国企改革如何改才能达到你说的效果? 姚洋:我觉得混改是国企改革的一个方向。混改的结果应该看作是从零到一的连续变化,它既可能是零,也可能是一。零就是没任何改革,还会有纯国企;一就是纯私企。这两种可能性之外,各种性质的股份占比可以任意组合。我们到基层去看,很多企业混改程度很深,国资占的份额很低了,国资并不是占有主导性的股份,不去谋求控股。我觉得混改是很好的解决方案,它能发挥国企在创新上投入大的优势,也能发挥民企将创新变现的优势,两相结合,再通过激励机制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就是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好的国企都应该减持,然后充实社保,我们得为社保未雨绸缪,不然20年后怎么办? 澎湃新闻:但现实中是好多民企被国企并购了。 姚洋:那是因为这一轮好多民企股票质押,股市下行把民企给搞死了。这种现象只是暂时的,不是方针性的。那些民企做不下去,只好请国企进来。而国企那边,完全抓在国资委手里没有必要。国资委要像淡马锡一样只管资产,不去直接管企业。现在正在往这个方向改革。最新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讲了要管资产,而不是去管企业。譬如中粮集团把它所属企业变成它的投资企业,企业都成为市场化企业,其中好多企业都是上市公司,它们完全市场化了,如果不这样就没有人愿意留在国企。另一方面,最新的文件有说法,私企的管理者也可以进入政界。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发展。 澎湃新闻: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做制度先进性的对比,经常会拿中国跟印度、菲律宾、非洲的一些国家对比,然后证明我们是个成功国家。你之前和韦森、汪丁丁做过一次制度经济学的三人谈,其中你们强调了制度和民族国家的历史和社会的关系。这样一来,中国是不是更应该与东亚的经济体做对比,毕竟大家的历史和文化更为接近。 姚洋:我觉得还是得做世界性的比较。无论在什么范围内对比,中国还是做得相当不错。虽然在东亚中国不是做得最好 ——亚洲四小龙比我们做得更好,但有个原因就是它们的体量小。韩国是四小龙里体量比较大的,也才五千万人,五千万人口的体量相当于我们半个广东省,因此它的增长是比较快。中国是个大国,要比就是和印度、菲律宾这些体量相当的去比。中国人均GDP超过印度是在1992年,之前我们比它穷,现在中国的GDP是印度的4倍。这样对比才有说服力。 澎湃新闻:但是不同国家的人并不是差别不大的经济人,譬如中国人就比印度人勤奋很多。为什么勤奋不是出现差异的主因? 姚洋:这种说法挺常见。其实我们要放眼去看历史,现在生活水平比较高的地方还是在欧亚大陆以及欧亚大陆衍生文化的区域,譬如北美、澳大利亚。其实,发展得比较好的也就欧亚大陆的两头,大陆的西海岸和大陆的东海岸比较好,大陆中间地带也不行。大陆两端之所以好,是因为在这些地方成长起来了农耕文明。有一种说法是说农耕文明发展起来的国家,那里的老百姓更加勤劳、节俭。所以,文化肯定起了一些作用。但是文化是个极慢变量,同时,你也不能否认别的国家就没有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文化。但为什么中国有几千年的领先历史,却在明清之后就衰落了?我们几千年的文化一直在这儿,我们一直很节俭,为什么明清之后我们就衰落了?你解释不了。文化需要一个快变量来激发它,所以我们还得研究在过去40年中国为何如此成功。
——  众所周知,当前我国流动人口主要有以下两大群体构成,他们分别是:一是城市白领群体,尤其以大学毕业生群体为主,多在城市正规经济领域从事较为体面的白领工作,工资待遇尚可,社会保障健全,工作之初,积累有限,不得不忍受一段时间的“北漂”、“南漂”之苦,工作若干年后,他们中的多数将选择在适宜自身发展的大中城市实现城市化,当然,也有小部分选择在家乡所在县城长期发展;二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群体,受教育程度有限,城市中高端职位体系上的就业竞争力不强,难以在大中城市体面安居,流动性突出,共同构成了我国流动人口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28836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有17266万人,本地农民工有11570万人,即占比约60%的1.7亿农民工属于跨省务工,构成了农民工群体这一流动人口群体的主流人群。值得一提的是,农民工群体目前已经发生明显分化,以60、70后群体为代表的老一代农民工群体正在逐步退出劳动力市场、适时选择返回家乡,以80、90后群体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民工群体已全面进入劳动力市场,00后群体部分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遵照学界共识,笔者将“80后、90后、00后”群体称之为新生代农民工,据悉,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农民工总量中占比已超60%。笔者的问题意识在于:对于以80、90、00后群体为典型代表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当农村生活已非这一群体人生目标的优先选择,他们又将在哪里安居?新生代农民工的县域城市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城市化路径主要受以下三项基础性变量影响:一是生活面向决定进城意愿,即主观上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进城;二是家庭积累决定进城能力,即客观上是否具备支付城市化成本的经济能力,且以家庭积累能力为基础产生城市化分化;三是家乡观念锁定城市化区位选择,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何以选择家乡所在地的市县城市呢?所谓“县域城市化”,主要指以流动人口为主体、以家乡所在县(市)为目的地的农民市民化过程及模式。何以如此?(一)以城市生活为导向,进城意愿强烈对老一代农民工群体而言,以60、70后群体为主,多数均有在村务农生产经验,在村生活经历丰富,村庄社会关系嵌套深厚,对农村生活抱有深刻的人生体验和强烈情感,村庄生活面向突出,因此,在打工经济兴起后,多数人遵循了“离土-出村-再回村”的流动路径;而反观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目前以80、90后群体为主,缺少在村务农经历,多数人遵循着从学校到城市或工厂的社会化路径,村庄生活有限,社会关系嵌套不深,对村庄生活感情相对单薄,更缺少深刻的人生体验和情感期待,相反却对城市生活充满期待,因此多数人呈现出了“离土、出村、不回村”的流动路径(刘守英、王一鸽,2018)。加之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城市生活意味着更加便捷的购物、更高水平的教育条件、更加完善的医疗条件、更加热闹新奇的城市生活等,城市生活本身代表了更加美好的生活。因此,相比老一代农民工群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城市生活面向突出,以城市生活为导向的进城意愿也较为积极强烈。(二)以家庭积累为基础的进城能力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城市生活面向只是解决了进城动力问题,而最终能否实现顺利城市化,关键在于:客观上是否具备支付城市化成本的进城能力。进城能力由家庭积累决定;对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而言,受教育程度有限,多从事电子厂、纺织厂等工厂流水线工作或当保安、送快递、开滴滴等城市生活服务业,从整体上看,处于城市就业体系的中下游,这是由我国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特征共同锁定的结构性位置。中低端就业这一结构性特征,内在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工作稳定性较差,社会保障一般,工资待遇不高,加之近几年大中城市房价攀升较快,对新生代农民工形成了城市化“市场壁垒”。换言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城市化的实践窗口不在其务工经商地点的大中城市,而在城市化成本较低的中小城市或家乡所在县城。究竟哪些群体可以顺利实现城市化?根据劳动力数量及其职业收益来看,当前,随着打工经济的普遍化,我国已经形成了统一的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就外出打工而言,单个劳动力市场价值差别不大,而作为家庭积累的劳动力收益差异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劳动力数量多寡,即家庭人口结构越完整,劳动力数量越多,家庭积累能力越强;二是劳动力职业收益高低,一般而言,经商收益高于务工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家庭人口结构完整、劳动力数量多的务工经商户,往往成为当地城市化能力最强的家庭,越有可能优先实现城市化。(三)以家乡观念为底色的区位锁定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城市生活面向为其提供了强烈的进城意愿,全家务工经商的家庭积累为其提供了坚实的进城经济基础,问题恰恰在于:当一二线大中城市难以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提供充分的城市化条件时,是否意味着其可以在众多市县中任意选择?根据笔者观察,新生代农民工多选择在家乡所在县市选择就近城市化,笔者称之为“县域城市化”。众所周知,家乡观念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文化基因,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选择经济社会文化契合度最高的本地县城,往往成为其最常见的逻辑行为。此外,家乡所在地的县城,一来既可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想象,二来可以允许其维系和家乡父母亲人、亲戚朋友、父老乡亲的有效链接。产业基础缺失型县域城市化的内生困境据笔者观察,县域城市化典型表现如下:年轻人外出务工经商,老年人在村庄退养生活,县城房屋长年闲置浪费现象较为普遍。在产业基础缺失的县域城市化实践中,究竟存在哪些内生困境呢?(一)弱生产,强消费对中西部县域社会而言,多以第一产业及其相关加工业为主,二三产业发育有限,产业基础一般,难以为当地农民工群体提供充沛的就业机会,因此才促使当地中青年劳动力纷纷外出打工或经商,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发达地区和北京等大中城市或省会城市往往成为其人口净流入地区,由此也就形塑了当地中青年人外流、中老年人在村的留守型社会秩序。换言之,产业基础一般的中西部传统农区县域社会,就业机会不足,生产性弱,倒逼当地绝大多数劳动力必须外出务工经商。此外,近些年,随着婚姻市场竞争加剧、撤点并校政策实施、生活观念转变等因素综合作用,新生代农民工的县域城市化成为社会主流,但问题恰恰在于:进城买房更多的是为了满足婚姻要价、教育资格、生活消费等功能需求,唯独缺少了就业驱动,由此形塑了各地以“强消费-弱生产”为典型特征的县域城市化格局。(二)高期待与低保障不匹配,代际依赖性强在缺少产业基础支撑的县域城市化生活过程中,进城买房只是顺利实现城市化的基础性前提;此外,柴米油盐、瓜果蔬菜等日常性城市生活成本如何支付?社会保障这一制度性城市化成本又当由谁来负担?对中西部广大一般农业型地区而言,作为年轻子女的新生代农民进城后,短时间内由于常年在外务工经商,也许并不存在日常性城市生活成本问题,但鉴于我国农民工群体劳动社会保障实施状态不容乐观及地方政府能力有限,即使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其社会保障水平也往往比较低、甚至没有社会保障。一旦新生代农民工返回或退回县城生活,在县域社会难以为其提供合适工作机会时,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必将倒逼其作出选择:在城生活,则对在村生活的父母的代际支持提出更多要求;要么就选择返乡生活,则意味着在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情况下我国县域城市化面临一定的不稳定性及风险。表1 城市化成本支付一览表综上所述,对于占比绝大多数的广大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而言,县域城市化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城市化的主流模式,但囿于中西部县域经济天然的产业基础薄弱、经济机会稀缺这一结构性特征,内生存在“强消费、弱生产”、“高期待、低保障”、“倒逼代际支持介入”等一系列衍生特征。县域城市化的优化路径当前县域城市化内生困境在于:一是城市化人群消费有余而生产不足;二是城市化人群对城市生活期待很高,但社会保障水平较低,且代际依赖性强。亟需改变,建议如下:(一)招商引资,增加就业并有效提升社会保障水平众所周知,县域城市化已成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鲜明特征和主流趋势,但其致命缺陷在于产业基础一般且不足以为当地人提供充分就业机会,进而倒逼其外出务工经商,由此形塑了“在外生产、在家消费”的生产与消费相分离的城市化格局。此外,也正是由于产业基础缺失,致使地方税源有限,包括社会保障等在内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难以为当地人民提供基本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如欲改变这一局面,客观上要求地方政府立足本地特点,充分开动脑筋,大力招商引资,发展适宜本地特点、契合本地资源禀赋的特色优势产业,一来为当地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二来为地方政府创造更多的财政收入,进而为当地城市化人群提供更高水平的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基本保障和公共服务,以此提升县域城市化生活质量。(二)建设乡村,保留退路并维系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在招商引资工作大有改观、就业机会空前丰富、社会保障水平较高之前,我们必须注意:一是城市生活难以为新晋城市化人群提供稳定生活预期,进而产生因缺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县域城市化人群极有可能出现“进城又返乡”的往复现象;二是顺利实现县域城市化的新生代农民工仅占新生代农民工总量的一部分,还有相当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仍在重复着父辈的脚步,年轻时外出务工经商,年老时返回村庄退养生活;平常外出打工经商,过年返乡生活;年轻人外出务工经商,老年父母在村留守生活。因此,在县域城市化之外,还有一个广阔的农村社会需要好好建设,作为没有能力进城或进城失败农民工群体的退路。根据人口学家测算,我国人口顶峰将出现在2030年前后,届时人口总量将达到15亿人口,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可达到70%,也就意味着乡村社会仍将有4.5亿常住人口,除此之外,数以亿计的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也和乡村社会保持着密切关联,因此我们必须为在村人口以及将来可能的返乡人口群体提供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以保障其基本生产生活。有基于此,一要进一步完善当前宅基地制度实践,切实保障流动人口宅基地资格权,以充分保障在村村民及将来可能的返乡人口确实无“后顾之忧”,因此不宜过早对农民家庭宅基地进行彻底拆除复垦,否则就要拆出麻烦,为未来埋下风险,这是一笔涉及长远的政治社会账,不能紧盯着眼前的经济账;二是要进一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同时加大水电路等基本公共设施投入,为老人农业、在村村民提供基本生产生活秩序。也正如贺雪峰教授(2015)在《城市化的中国道路》一书中所言:农民有退路,中国才有出路!综上,县域城市化的优化路径有二:一是大力招商引资,考虑有二,一为当地劳动力提供充分就业机会,二为地方政府提供更多财源、进而为当地居民提供更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二是充分认识乡村社会的功能价值,搞好乡村建设,为当地在村人口以及将来可能的返乡人口提供基本生产生活秩序。进一步讨论图1 本文分析框架图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当前以土地市场化为取向的宅基地制度改革,试图以产权再造的方式赋予宅基地更加完整的产权,并通过城乡增减挂钩政策来推动农民家庭宅基地彻底退出并复垦。众所周知,对于绝大多数农民家庭而言,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可以不种地,但却不能没有房子住,尤其是在城市社会尚且无法为其提供稳定的就业和收入、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的情况下,盲目推动农民工群体进城,等于将保护性城乡二元结构转化为“城市内二元结构”(陈文琼、刘建平,2018)。城市二元结构的出现,一来影响进城农民生活质量,生活幸福指数并不高,尊严感极差;二来进城人口生活没有保障,极有可能铤而走险,首当其冲的是城市其他群体,进而严重影响城市其他居民群体正常工作生活;三来产生恶劣的城市管理问题和严重的城市社会风险,并最终极有可能产生严重的政治社会风险。基于此,县域城市化的趋势值得认真分析,农村建设和土地改革的战略需要慎重对待。农民有退路,中国才有出路。 [作者王向阳系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三治”协同机制研究(18CZZ037)成果] 智库报告栏目投稿邮箱:tiancl@thepaper.cn
——  美国联邦检察官、美国交通运输部调查员和美国立法机关正在调查美国联邦航空局对737 MAX的认证程序。美国交通部长赵小兰也表示,正在指派一个外部小组来审查这个问题。
——  (原题为《应急部为四川森林火灾中牺牲的扑火英雄设网络祭奠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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